近日，上海奉贤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一起诈骗案，堪称一场荒诞的黑色幽默剧。
2024年6月，男子钱某在一次酒席间吹嘘，称有能力帮忙安排入职上海地铁5号线。姚某等14人拎着烟酒现金请托后，如愿“上岗”。接下来，这些“新员工”每天按时到地铁站“上班”，对着监控探头敬礼打卡。谁知，兢兢业业干了几个月，却没拿到一分钱工资。直到钱某被抓后，他们才得知被骗。
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前不久的另一起诈骗案。四川南充一个诈骗团伙，谎称花费45万元即可买到烟草局正式编制。为了骗局逼真，他们还勾结烟草局下属物业公司内部员工，将求职者带入烟草局办公大楼会议室进行“面试”。两年下来，这伙颇有演技的骗子，骗取36人共计874.6万元。
两起案件，诈骗手法都不算高明复杂，为何会有那么多人上当？表面上看，是骗子利用了受害者的求职焦虑和对“铁饭碗”的渴望；深入剖析，可知根本原因在于受骗者头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“潜规则信仰”——相信这个社会办事就得靠钱开路，只要“找对了人、送够了钱”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；之前自己没有“门路”，现在碰上了“牛人”，把钱给他就完事儿了。
“潜规则”一词，最早由学者吴思在其著作《潜规则：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》中提出，用以描述那些在正式规则背后实际支配社会运行的隐蔽逻辑。权钱交易、人情勾兑、圈子文化，都是潜规则的典型表现。吴思的观察得到了普遍认同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这种幽暗的运作逻辑确实存在，甚至在某些时期和领域成为了一种常态。时至今日，它的影响依然没有完全消散。一些人将潜规则奉为圭臬，遇事第一反应不是走正规渠道，而是“找找人”“花花钱”。
但既然是“潜规则”，顾名思义，它是见不得光的，是为法律和公序良俗所不容的，是应该抵制和摒弃的。信奉此道者，如果侥幸获得一些好处，也不好为外人道；假如不幸吃了亏，就更是可怜又可悲了——就像上文提到“上假班”的14人，不仅钱财受损，还因自身动机不纯而沦为坊间笑柄。
这两起诈骗案撕开了一个沉重的社会真相：当“潜规则信仰”深入骨髓时，人就会像自服了一剂迷魂药，主动为骗子的谎言补全逻辑，自觉为虚假的承诺寻找依据。骗子要做的，只是扮演那个手握资源的“关键人物”，然后坐等上钩者乖乖送钱。换言之，不是骗子太高明，而是受害者的“信仰”太虔诚。
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社会，其运行基础应该是法治和契约，而不是弱肉强食、人情勾兑的潜规则。在这样的社会中，人们相信规则、相信程序、相信公开透明的竞争；遇事走正道、靠实力、循法律；不相信天上掉馅饼，也不相信钱能买通一切。一言以蔽之，人们信仰的是法治，而不是潜规则。只有以法治信仰取代潜规则信仰，才能让所有人获得真正的安全感，让骗子失去施展骗术的环境和机会。
两起案件就像两记警钟，既警醒世人莫做“潜规则信仰”的信徒，也提示社会共同促进法治文明的方向。当下而言，我们不仅要完善法律制度，更要培育公民的法治信仰，让依法治国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。唯有如此，上假班、假面试之类的黑色幽默剧才不会一再重演，诚信法治的良善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确立。
（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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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新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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